在影视的长河中，时常有一些作品的改编令人眼前一亮又感慨万千。就拿这部电影来说，其原故事我曾在几年前的公众号上读到过，那篇推文堪称爆款，有着十万加的热度，其中所讲述的故事十分感人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然而，当我观看这部电影大约二十分钟后，才恍然将两者联系起来。
原故事里的主人公，仅仅因为精神分裂这一病症，就被无情地关押起来。他一心渴望着自由，渴望着爱情的滋润，想要摆脱那如同枷锁般的监护权，更想证明自己具备民事行为能力。为此，他付出了十几年的心血，期间几经挫折，多次功败垂成，但他从未放弃，最终如愿以偿地冲破了那扇禁锢他的大铁门。
而电影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巧妙的改编，增添了一个原作中并不存在的庞大反派集团。这个反派集团无恶不作，窃取他人的劳动成果，还将软件工程师何立为强行关押了十几年，让他饱受身心的折磨。这样的改编使得戏剧冲突更加鲜明，正邪对立愈发突出。
为了契合某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，剧本将故事的开端设定在了1999年。从那个世纪末的时代背景来看，无论是软件游戏开发所处的阶段，还是打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对立的社会语境，似乎都与当下的现实有些脱节。但奇妙的是，随着观影的深入，这种违和感竟渐渐消散。毕竟，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观众而言，这样的设定似乎更容易被接受。
而且，相较于那些看不见、摸不着的外界歧视、制度漏洞、亲人的冷漠以及大众的误解等抽象的问题，电影中所塑造的盗版起家的上市公司以及不择手段、仗势敛财的无良资本家，显然更符合当代观众心中对于“敌人”形象的想象。
影片在侧面展现了反派集团的卑劣手段，比如让原本受何立为聘请的律师在庭审时突然倒戈相向。剧情并未明确交代此人是从一开始就心怀不轨、卧底探秘，还是在后续被金钱收买而叛变。这种叙述上的模糊性，反而让观众对反派集团滋生出更多的憎恶之情。
何立为的哥哥在影片中继续以一种类似“帮凶”的角色存在，作为监护人，他看似合理合法地将何立为困在康复院中。而他自述的动机源于从小到大对何立为的嫉妒和不甘，否认自己收钱坑害弟弟。相较于原作中那种只见行为不见情感脉络的描写，这样的刻画无疑增添了更多的人性色彩。
也正因如此，电影中对康复院的描绘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它不再是那个彻底困住何立为人生的地狱，而是变成了一个充满温暖与团结、友情洋溢的大家庭式的存在。从院长到主任，每个人都散发着浓厚的人情味，品性也十分善良。
院友们之间肝胆相照、同仇敌忾，彼此相互扶持，仿佛将这里打造成了共同抵御外界排斥和歧视的天堂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没有动念逃离，反而齐心协力保护这片仅存的精神家园，使其不受外界势力的侵害。而这个外界势力，也被巧妙地设定为资本的象征，让资本成为了一切罪恶的根源，这样的剧本设定显得十分“安全”。
何立为曾在街头偶遇一个逃跑的院友，此时的后者已经沦为街头乞讨者，生活贫苦交加，面容面目全非，还在苦苦追寻着几乎不可能重逢的亲人。如果不是被这份执念所羁绊，想必他也会觉得留在院内是一种更好的选择。
这样的改编使得整部电影的内涵不再局限于字面意义上的“逃出疯人院”。费尽心思的出逃情节主要集中在何立为初入院的阶段，随后故事悄然发生转变，更多地聚焦于何立为如何击破心中那个无形的心理牢笼，以及更具商业片风格的叙事——讨回应有的公道。
电影中最让人扬眉吐气的一刻并非何立为终于离开康复院——相反，当他离开时，众人都流着泪依依不舍。——而是法律最终宣判他胜诉了黑心雇主。
何立为捐出所有赔款的举动，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。因为在字幕出现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不再关心赔偿金额的多少，全身心都被一种情绪所占据：他终于胜诉了。
大卫战胜了歌利亚，小人物赢过了大恶棍，就像他脑中分裂出来的“骆驼”反复提醒他的那样，比起是否疯癫，比起家人是否背叛他，赢得这场公道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。
电影中充满了许多疯狂闹腾、咧嘴狂笑乃至超现实的场面，还有闻歌起舞和吐槽打趣的情节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些元素并不会让观众产生一丝喜剧的感觉。因为整部电影的主调始终是悲伤的，那种无处不在的压抑氛围笼罩着每一个画面。所有的快乐表象都像是从悲伤的夹缝中艰难生长出来的花朵，并非能让人真正开怀大笑，而只是稍微缓解了一些经年累月被规训、被压缩精神空间所带来的无助感。
何立为的爱情线其实即便删掉，也不会对主线剧情造成太大影响。从商业片的角度考虑，最好有一个女主角的存在。但还是要感谢剧本保留了他的另一半——春夏的戏份虽然比预期要少，但她与肖央之间彼此走进对方精神角落的互动，极大地丰富了原作中那些起源不详、着墨较多的动人而坚强的情感。
何立为从火车上离开的那一幕，着实令人心碎。一个灵魂的振作，往往意味着对另一个灵魂的沉重打击。如果结局没有安排情人重逢，恐怕会在观众心中留下一根难以拔除的刺。
毕竟在现实生活中，两人离开牢笼后能够相濡以沫，而电影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，理应给人带来更多的希望。
这部电影最终选择了让情人重逢，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。
